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相传，上古伏羲氏时，从黄河的水中跃出一匹龙马，龙马的背上显示着一幅有规则的图纹。伏羲得到这样的图，依据它创立了八卦，后为《周易》来源。

洛书，指大禹在位的时候，从洛河的水中爬出一只大乌龟，大乌龟的背上显示出一幅有规则的图纹。大禹得到这样的图，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由于历代皆认为它们是“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但是，当我们审视、梳理河图洛书的历史踪迹之后，我们会发现河图洛书早在先秦西汉的典籍中就有文字记载。如《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河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管子·小臣》讲：“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以后，在汉代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人的著作中也屡有提及。

尽管如此，对于河图洛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各书上都没有明言。河图洛书在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它们始传于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他提出的图式叫做《龙图易》，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两个图式。

但是，陈抟在龙图三变之后，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最早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精研陈抟所传《龙图易》，著书《易数钩隐图》，将陈抟所称的龙图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将九宫图称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认为这就是《周易》中记载的河图洛书。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除此之外，河图洛书还体现了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图式关系。关于河图和洛书的关系，一般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对河图洛书的来源，“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的神话传说当然不可信，但是神奇的河图洛书又确实存在，那么，河图洛书怎么产生的呢？

实际上，河图洛书体现了一种数学和天文学思想，早在原始社会，结绳记事昭示了人类数学文明的启蒙。在人类最初经历的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也存在着比较简单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社会生产活动过程。这些活动离不开数学，可以想象，原始人要用数学来清点劳动人数和计算劳动工具，要用数学来记录农牧和渔猎的劳动成果，要用数学来分配劳动产品，还要用数学来交换剩余劳动产品，如此等等。

否则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生产力就不能向前发展。人类最初对数学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原始人对数的知识不断增加，必然会总结出最早的、最初级的数学规律。

而且，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

在裴李岗、半坡等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河图和洛书才应运而生。

最简单的规律往往也是最复杂的规律，虽然中外学者对河图洛书做了长期的探索研究，但是河图洛书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河图洛书是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周易》和《洪范》两作品，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起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